新版論中國近代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的影響因素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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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版論中國近代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的影響因素匯編 摘要：教育學科建制在中國近代國立大學中的演變歷程是中國近代國立大學學科建制與發(fā)展的一個縮影。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是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之萌芽，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是其開端。隨著“高師改大”運動，國立大學中教育科系院所得到擴充發(fā)展，而在20世紀30年代大學院系整頓中教育學科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演變是由學校傳統(tǒng)、學科知識、大學章程和宏觀調整等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中國近代;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學科建制 以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的創(chuàng)辦為起點，清末大學堂中已有教育

2、學科建制萌芽。民國成立后，國立大學中教育科系院所的建立要比文、理、法、商、農(nóng)、工學等科要晚，1921年國立東南大學最早設置了教育科系。隨著大學設置標準的降低，國立大學中教育院系開始增多，受到20世紀30年代大規(guī)模院系整頓的影響，多數(shù)國立大學裁并或裁撤了教育院系。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從創(chuàng)立、發(fā)展到裁并、裁撤，經(jīng)歷了一段大起大落的曲折發(fā)展歷程。這一發(fā)展過程不僅受到大學傳統(tǒng)、學科知識等內(nèi)在因素的影響，還受到一個國家大學法規(guī)制度和社會需求引發(fā)的國家政府宏觀調整的影響，學科建制演變是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國立大學與高等師范學校的淵源 教育科系院所的建立，固然需要人力、物力

3、、財力，但并不是有了基本保障，就會有好的發(fā)展。國立大學教育科系院所的發(fā)展與其所屬大學***淵源和傳統(tǒng)有很大關聯(lián)。事實證明，國立大學校史與師范院校有一定的淵源，其教育學科建制與發(fā)展較快。 以1922～1926年間國立大學設置教育學系情況為例，見表1。 如表所示，北洋政府時期，已有7所國立大學設置了教育學系，除了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西北大學不是“高師改大”后的大學之外，國立東南大學、國立北京師范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國立廣東大學分別是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和廣東高等師范學校改辦大學后成立的國立大學。還有一

4、所未計入統(tǒng)計表的國立成都師范大學，在1929年開辦本科教育時也設置了教育學系，由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未將其劃入國立大學范圍，因此沒有被列入表格之中。這么看來，20世紀20年代設立教育學系的國立大學中絕大多數(shù)具有師范教育的根基和傳統(tǒng)。因此，當時國立大學廣泛設置教育科系，很大程度上和國立大學與高等師范學校***淵源有關聯(lián)。 教育科系院所保存較為完整的國立大學主要有國立東南大學（后期并入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和國立中山大學。它們不僅較先設置教育科系，也最先開創(chuàng)了教育學的科學研究工作。國立東南大學就是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基礎上成立的國立大學，它在國立大學中最先設置了教育科系，也是

5、較早設立教育研究所。它在辦學過程中始終重視教育學科建設，即便在經(jīng)費緊缺的艱難時期，也力保教育科系建制。1924年4月27日，校董事會面對經(jīng)費困難，進行了一番學科調整討論，當時郭秉文校長明確指出：“文理科為大學基本學科，應循序進行;教育科為南高遞嬗而成，畢業(yè)學生極得社會***，國內(nèi)大學辦教育科者尚少，且無如本校之辦理之完善，應予逐漸擴張，有附屬之中小學，備該科研究試驗之用，應繼續(xù)辦理”[1]。而農(nóng)科開辦較早，有較好的根柢;商科設在上海，又是社會商業(yè)發(fā)展的急需;工科雖有良好的師資隊伍，財力緊缺之時，萬不得已暫行停辦。最終國立東南大學裁并工科，保留教育科，并加以完善。 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是

6、“高師改大”運動中唯一一所保存下來的師范大學。雖然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和成都高等師范學校起初也改成師范大學，但在1931年后陸續(xù)與其他大學合并，前者歸并于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后者與國立成都大學和公立四川大學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梢哉f，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是形式和內(nèi)容上最完整保存師范特色的國立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的前身廣東大學是借助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的國立身份改組而成的綜合大學?？梢?，國立大學的教育學科建制離不開大學師范教育特色的影響。教育學本身就是師范教育的核心學科門類，正因為如此，師范特色保持良好的國立大學中教育學科建制得以長期保存和發(fā)展。 同樣在教育學科科學研究領域，具有良好師范教育傳統(tǒng)

7、的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和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開創(chuàng)了新風氣。它們設立研究所不僅培養(yǎng)了教育學術研究人才，還采用科學研究方法開展了教育實驗調查，促進教育學科知識的科學化，通過人才培養(yǎng)和科學研究活動，推動了教育科學知識的有效應用與推廣。 相反，國立四川大學也是合并了國立成都師范大學、國立成都大學和公立四川大學的產(chǎn)物，當有師范教育的傳統(tǒng)才對。只是國立成都師范大學從成立到合并為止，“校長幾乎是一年一換，由于變動頻繁，他們基本上在學校沒有什么明顯的建樹”[2]，師范特色也沒能得以較好地保存與發(fā)揚。正因為如此，三校合并后的國立四川大學也就沒有多少師范特色可言，同時在辦學經(jīng)費緊缺條件下，教育學院被

8、裁撤，與國立東南大學學科調整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沈陽高等師范學?；A上形成的東北大學到1928年文科才增設教育系，1929年改辦教育學院，但是由于一開始就沒有設置教育系，因此教育院系發(fā)展缺乏延續(xù)性，導致發(fā)展的根基不牢固，1934年被教育部訓令暫停招生。正反面例證都能說明，在高等師范學?；A上建立的國立大學在發(fā)展過程中能否保持師范教育特色將會直接影響教育學科建制。 二、教育學科知識的科學化 20世紀20年代出現(xiàn)的國立大學教育科系院所的快速發(fā)展，表面上與“高師改大”運動相關聯(lián)，但從根本上而言，離不開此時出現(xiàn)的教育“科學化”運動?！皬?0世紀初京師大學堂師范館設置教育學方面的課

9、程到清末的優(yōu)級師范學堂和民初的高等師范學校，教育學科經(jīng)過20多年的發(fā)展，已積累了一定的學術基礎，此時，教育學科要在更高的平臺上實現(xiàn)質的飛躍，在學術上以求進一步突破，無疑綜合性大學更具優(yōu)勢，因此，在綜合性大學設置教育學科符合教育學術自身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以及教育學科學術化的總體趨勢?！盵3] 隨著杜威、孟祿、柏克赫斯特、克柏屈等一批國際知名教育家、心理學家來華講學，西方先進的教育思想、理論與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教育研究開始采用教育調查、教育實驗、教育測驗等科學方法。同時，各大學教育學系陸續(xù)設置大量的科學課程，促進了教育學科知識的科學化。作為教育科學化運動的前沿

10、陣地——國立東南大學和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的教育學科內(nèi)容的科學化自不必列舉，就以國立北京大學的教育學系1924～1929年設置的課程為例（詳見表2），足以看到此時教育學科知識科學化的大體趨勢。 如表所示，1924～1929年間，國立北京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設置中，教育內(nèi)容的科學化程度顯而易見。從其逐年加設新課程的情況來看，不僅增加各類心理學課程，還加設教育測驗、教育統(tǒng)計、教育調查方面的課程，甚至還把當時國際上最新的教學組織形式——道爾頓制作為一門**課程加以開設。 以國立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一部分沒有高等師范學校根基、師范特色不濃的國立大學的教育學系課程內(nèi)容已經(jīng)反映出當時教育“科學

11、化”運動的成果。教育“科學化”運動，不僅提升了教育學科知識的科學含量，通過學科知識體系內(nèi)在的發(fā)展，也提升了教育學學科地位，使國立大學的教育科系建制更具有合理性?！半S著大學教育學科‘科學化’運動的展開，教育學科學術價值逐漸為世人所了解，教育學科在大學的地位日益得到提高，學科進一步分化和完善?！盵4] 正是由于教育學科知識自身的科學化與完善發(fā)展，國立大學陸續(xù)設置教育科系院所，通過學科建制才有力推動著教育學科的發(fā)展。 三、大學章程的政策引導 中國近代國立大學教育學科何以建制與發(fā)展，離不開大學法規(guī)制度所起的政策引導作用。教育學從《奏定大學堂章程》中的一門課程到1929年《大學組

12、織法》中與文、理、法、農(nóng)、工、商、醫(yī)學等相并列的學科門類，制度層面上極大地提升了它的學科地位。《奏定大學堂章程》中教育學不具有**學科地位，它屬于***科下設政治學門的主課，同屬于文科下設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日本國文學門的補助課?！吨型饨逃贰烦霈F(xiàn)在經(jīng)科各門的補助課中。民初《大學規(guī)程》中教育學同樣作為課程之一，出現(xiàn)在哲學下設中國哲學和西洋哲學的科目之中。由此可見，清末民初的大學章程中，教育學僅僅是一門學科歸屬不夠明確的課程，或歸屬于政治學，或歸屬于文學，或歸屬于哲學。 1922年11月1日教育部公布的《學校系統(tǒng)改革案》（壬戌學制）規(guī)定，“為補充初級中學教員之不足，得

13、設二年之師范專修科，附設于大學校教育科，或師范大學?！盵5]?！按髮W教育科”的表述充分說明教育部當時已默認了大學設置教育科，教育學從清末民初的課程門類逐步獲得一定的學科地位。因此，1922年新學制明確了綜合大學可以設置教育科。隨著新學制的頒布實施，民初七所高師陸續(xù)改辦成師范大學或綜合大學，其中六所國立大學設置了教育學系。 教育學學科地位的真正確立要歸功于1929年7月26日頒布的《大學組織法》。該法規(guī)明確規(guī)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工、農(nóng)、商、醫(yī)各學院，教育學成為與文、理、法、農(nóng)、工、商、醫(yī)學并列的**學科門類。1929年8月1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規(guī)程》詳細規(guī)定，大學設

14、教育學院，**學院設教育科，內(nèi)分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及其他學系，大學或**學院不設教育學院或教育科，可設教育學系于文學院或文科。1934年5月19日《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guī)程》進一步規(guī)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工、農(nóng)、商、醫(yī)學各研究所，教育研究所的設置被提到議事日程。教育研究所的建立，對其學科建設與發(fā)展無疑是一次有力的推動。 1929年7月《大學組織法》明確了教育學的**學科地位后，當時多數(shù)國立大學設置了教育學院或文學院中設置了教育學系，國立大學中教育學科建制成為普遍。可見，1922年新學制、1929年《大學組織法》和《大學規(guī)程》的頒布實施直接影響到國立大學中教育

15、院系建制的發(fā)展。 1935年5月23日教育部頒布《學位分級細則》，明確提出教育科學位分教育學士、教育碩士和教育博士三級。遺憾的是1939年9月4日《大學及**學院各學系名稱》令中，規(guī)范和統(tǒng)一了文、理、法、工、農(nóng)、商、醫(yī)學院各學系稱謂，惟獨沒有教育學院所屬各學系名稱的規(guī)范標準，顯示出教育學科建制方面制度的漏洞。到了1948年1月12日國民政府公布《大學法》，大學分文、理、法、醫(yī)、工、農(nóng)、商等學院，回歸到民初《大學令》七科之學的原型，教育學沒有被專門列入大學學科門類中，教育學**學科地位被取締，這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對教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的質疑。此次《大學法》在補充說明中提出，師范學院應由

16、國家單獨設立，而本法施行前已設立的教育學院，可以繼續(xù)辦理。國家此時已不鼓勵和提倡國立大學設置教育學院系，而是采取相對封閉方式的**師范學院設立教育科系。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相較于文、理、法、醫(yī)、工、農(nóng)、商學等學科門類，教育學學科地位還不穩(wěn)定牢固，從高深學問的視角看，教育學學術性還不及文、理、法、醫(yī)、工、農(nóng)、商學等學科門類。 四、政府宏觀調控的制約 從國立大學設置教育科系院所到教育學科建制逐漸萎縮***軌跡中，我們看到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對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的設置與發(fā)展具有很強的約束力。政府不僅通過大學法規(guī)進行宏觀調控，還通過相關政策的出臺引導和約束國立大學教育科系院所建

17、制。 民初政府設置高等師范學校的目的是培養(yǎng)中等學校師資，國立大學出于對碩學閎才的培養(yǎng)目標，沒有考慮教育科系設置問題。20世紀20年代政府鼓勵“高師改大”，由高等師范學校升格的師范大學和改組后的國立大學相繼設置了教育科系。發(fā)展的頂峰時期，近三分之二的國立大學設置了教育院系。20世紀30年代，政府為了滿足社會建設人才的現(xiàn)實需求，對國立大學院系進行大整頓，鼓勵實類院系建設，限制文類院系擴展，導致教育院系在內(nèi)的文類學科建制一度萎縮。 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的去留問題，同時反映出國家對師資培養(yǎng)模式的考慮。1932年11月，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在《九個月來教育部整理全國教育之說明》中提

18、到有關師資培養(yǎng)與師范教育的改革問題：一方面，國立大學設置教育院系的，鼓勵招收若干名高等師范生，優(yōu)其待遇，傳授一定的專門科學外，修習若干教育學程，畢業(yè)時由教育部嚴格考試;另一方面，師范大學也招收若干名大學及?？茖W校畢業(yè)生，使其受一年或兩年的教育學訓練。朱家驊的改革思想很明確，就是保留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也保存師范大學的**地位，鼓勵師范大學和綜合大學共同培養(yǎng)合格師資。按照該指示，教育部變更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組織，“師大招收普通大學畢業(yè)生，授以一年或二年師范訓練，職業(yè)教育師資，另以考試方法考取之”[6]。同年12月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上，卻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提案。“一種認為師范大學應脫離大學而單

19、獨設立，教育部應設師范大學2所或3所，各國立大學之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概行并入師范大學;另一種則認為師范教育不應另設，以免畸形發(fā)展。這次論爭的結果是：由于抗戰(zhàn)爆發(fā)，各地師資日益緊缺，高等師范教育的地位得以重新確立?！盵7]這一結果預示著國立大學中教育院系建制必定會受到限制，綜合大學辦師范教育的嘗試暫告一段落。 綜合而論，國立大學教育科系院所的發(fā)展歷程充分證明，依托師范學校特色，國立大學中教育科系得以設置，同時通過教育學科知識的科學化，教育學科內(nèi)在知識體系得以完善，加固了國立大學教育學科建制的根基，為教育學在大學制度中獲得**學科身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通過大學法規(guī)的頒布實施，國立大學

20、廣泛設置教育科系院所，進一步促進了教育學科建設。面對社會發(fā)展的實際需求，國民政府教育部進行大規(guī)模院系整頓，國立大學教育院系建制受到制約。 參考文獻： [1] 南京大學校慶校史資料編輯組，學報編輯部.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Z].南京大學，1982：134. [2] 四川大學校史編寫組.四川大學史稿[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5：143. [3][7]項建英.論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科設置模式嬗變[J].江蘇高教，202x（3）：141. [4] 項建英.教育“科學化”運動與近代中國大學教育學科的發(fā)展[J].現(xiàn)代大學教育，202x（5）：42. [5]大總統(tǒng)公布學校系統(tǒng)令[G]//中國第二歷史***館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105. [6] 教育部變更北師大組織[N].申報，1932-11-05（3）. （責任編輯鐘嘉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