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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韓孟詩派與劉禹錫、柳宗元等詩人
唐詩經(jīng)過大歷年間一度中衰之后,在唐德宗至唐穆宗的
四十馀年時間里又漸趨興盛,并于唐憲宗元和年間達到高
潮。這個時期,名家輩出,流派分立,詩人們著力于新途徑 的開辟,新技法的探尋以及詩歌理論的闡發(fā),創(chuàng)作出大量極 富創(chuàng)新韻味的各體詩歌,展示了唐詩大變于中唐的蓬勃景 觀。而韓孟詩派就是進行這種新變的第一詩人群體。 第一節(jié)韓孟詩派及其詩歌主張
韓孟詩派的形成 “不平則鳴”與“筆補造化” 崇尚雄奇怪異之 美
韓孟詩派及其詩風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早在貞元八年(79
2) , 4 2歲的孟郊赴長安應進士舉,24歲的韓愈作《長
安交游者一首贈孟郊》及《孟生詩》相贈,
2、二人始有交往, 由此為日后詩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此后,詩派成員又有兩 次較大的聚會:一次是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 9 6?8 0 0)間,韓愈先后入汴州董晉幕和徐州張建封幕,孟郊、張 籍、李翱前來游從;另一次是元和元年到六年(8 0 6?8 11)間,韓愈先任國子博士于長安, 與孟郊、張籍等相聚; 后分司東都洛陽,孟郊、盧仝、李賀、馬異、劉叉、賈島陸 續(xù)到來,張籍、李翱、皇甫湜也時來過往,于是詩派全體成 員得以相聚。這兩次聚會,對韓孟詩派群體風格的形成至為 重要。第一次聚會時,年長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獨特 詩風,從而給步入詩壇未久的韓愈以明顯影響;到第二次聚 會時,韓愈的詩歌風格已完全形成
3、,他獨創(chuàng)的新體式和達到 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詩人的公認和仿效,孟郊則轉(zhuǎn)而接受韓愈 的影響。通過這兩次聚會,詩派成員酬唱切磋,相互獎掖, 形成了審美意識的共同趨向和藝術(shù)上的共同追求。 作為一個詩派,韓、孟等人有明確的理論主張, 首先是“不平 則鳴”說。在《送孟東野序》中,韓愈指出: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
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 有弗平者乎!
所謂“不平”,主要指人內(nèi)心的不平衡,強調(diào)的是內(nèi)心不平情 感的抒發(fā)。它既是對創(chuàng)作活動產(chǎn)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對一種 特定創(chuàng)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態(tài)的肯定。這篇序文是專為一生 困厄潦倒、懷才不遇的孟郊作
4、的,文中以 “善鳴”推許孟郊, 則其更重視窮愁哀怨者 “鳴其不幸”的傾向不言自明。在《荊 潭唱和詩序》中,韓愈進一步指出: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 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 之作,恒發(fā)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 而好之,則不暇以為?!边@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聲”雖都 可視作“不平”之鳴,而且所謂“歡愉之辭難工”并不是說不能 工,“窮苦之言易好”也不是說一定好,但從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來 講,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貴人之手,其生命狀態(tài)多平易流滑, 便很難表現(xiàn)出 “鳴”的深度;而后者飽經(jīng)困苦磨難,其生命力 與阻力激烈碰撞所導致的 “不平 ”之鳴便易于驚動俗聽,傳之
5、 久遠。
“不平則鳴 ”說的另一要點在于特重詩歌的抒情功能。本來, 作為詩文大家的韓愈是更重視文的, 他說自己不過是 “馀事作 詩人 ”(《和席八十二韻》 ),并明確認為與他那些 “約六經(jīng)之 旨”、“扶樹教道 ”的文相比, 其詩只是抒寫 “感激怨懟奇怪之 辭”(《上宰相書》 ),以 “抒憂娛悲 ”(《上兵部李侍郎書》 )而 已。然而也正由于韓愈沒有把詩與文等量齊觀,才使詩歌避 免了成為道學工具、 政治附庸的命運, 才得以保持其 “抒憂娛 悲”、“感激怨懟 ”的美學品性。 “感激怨懟 ”就是 “不平 ”,“抒 憂娛悲 ”就是將此 “不平”不加限制、 痛痛快快地抒發(fā)出去, 所 謂“郁于中而泄于外
6、 ”(《送孟東野序》 ),指的便是這種情況。 由此看來,韓愈提倡 “不平則鳴 ”,就是提倡審美上的情緒渲 瀉,尤其是 “感激怨懟 ”情緒的渲瀉,可以說是抓住了文學的 抒情物質(zhì)。
韓孟詩派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 “筆補造化 ”。用李賀的話來 說,就是 “筆補造化天無功 ”(《高軒過》)?!肮P補造化 ”,既要 有創(chuàng)造性的詩思,又要對物象進行主觀裁奪。孟郊非常欣賞 “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回旋 ”(《送 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的書法藝術(shù)創(chuàng)造,由此而及于詩,他 認為雖 “形拘在風塵 ”,但可以 “心放出天地 ”,用一己之心去 牢籠乾坤,繩律 “萬有 ”(《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
7、)。在 《贈鄭夫子魴》中,他這樣說道: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 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茍非圣賢心,孰與造化該? 將天地納入 “胸臆”之中, “由我”來盡情地裁奪,這是何等大 的氣魄!而只有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的詩思,才能 “裁”物象, “該 ”造 化,吁嗟之間而生風雷之象。 與孟郊一樣,韓愈也十分重視心智、膽力和對物象的主觀裁 奪,他一再說: “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 ”(《雨中寄孟刑 部幾道聯(lián)句》);“雕刻文刀利, 搜求智網(wǎng)恢 ”(《詠雪贈張籍》 ); “規(guī)模背時利, 文字覷天巧 ”(《答孟郊》)。研討詩文而至于 “幽 玄”,搜求“智網(wǎng)”復輔以 “雕刻”,造端命意、遣詞造句
8、則要力 避流俗,覷尋 “天巧 ”,足見韓愈的創(chuàng)作取向。韓愈還屢屢強 調(diào)寫作要 “能自樹立,不因循 ”(《答劉正夫書》 ),要大膽創(chuàng) 新, “勇往無不敢 ”(《送無本師歸范陽》 )。他說 “若使乘酣騁 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斷! ”(《酬司門盧四兄云夫院長望秋 作》)這已經(jīng)不是要 “筆補造化 ”了, 而是在向造化宣戰(zhàn)。 司空 圖評韓詩云: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 其驅(qū)駕氣勢, 若掀雷抉電, 奔騰于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 (《題柳柳州集后序》 )韓詩這種風格的形成,不能不說與其 特富創(chuàng)新意識的詩歌理論以及中唐的文化趨向有著緊密的 關(guān)聯(lián)。
韓孟詩派在倡導 “筆補造化 ”的同時
9、,還特別崇尚雄奇怪異之 美。在《調(diào)張籍》一詩中,韓愈這樣寫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
揚?!以干鷥沙幔吨鸪霭嘶?。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 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
此詩與當時一些崇杜抑李論者迥異其趣,給予李、杜詩以同 樣的高度贊譽。這贊譽的落腳點不在李杜詩的思想內(nèi)容,而 在其詩 “巨刃磨天揚 ”那奇特的語言、雄闊的氣勢和藝術(shù)手法 的創(chuàng)新。 所以韓愈與李杜精神之 “交通 ”處便是 “百怪入我腸 ”, 他欲追蹤李杜, 所取法也正在于此。 所謂“拔鯨牙 ”、“酌天漿 ”, 將其膽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發(fā)揮到極致,完全是 一派天馬行空、超越世俗的氣象。這
10、是一種的審美取向,韓 愈不僅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努力實踐它,而且用以審視、評 價、贊許同派其他詩人的詩作。 他說孟郊的詩是 “冥觀洞古今, 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 ”(《薦土》);說賈島 的詩是 “狂詞肆滂葩, 低昂見舒慘。 奸窮怪變得, 往往造平淡 ” (《送無本師歸范陽》 );說張籍的詩是 “文章自娛戲,金石日 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病中贈張十八》 );說自 己與孟郊、 張籍等人的詩是 “險語破鬼膽, 高詞媲皇墳 ”(《醉 贈張秘書》)。其著眼點都在力量的雄大、詞語的險怪和造境 的奇特。盡管上述某些評論并不符合詩人們的創(chuàng)作實際,但 卻突現(xiàn)了韓愈美學思想;盡管在論詩時
11、韓愈也注意到了 “妥
帖”、“平淡”的一面, 但由于他主張的重心在雄奇險怪, 便往 往顧不上平淡妥帖了。 與韓愈相同,韓孟詩派其他成員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異的 審美取向, 如孟郊聲言自己為詩 “孤韻恥春俗 ”(《奉報翰林張 舍人見遺之詩》 );盧仝自謂 “近來愛作詩,新奇頗煩委。忽 忽造古格, 削盡俗綺靡 ”(《寄贈含曦上人》 );劉叉宣稱 “詩膽 大如天 ”(《自問》)、“生澀有百篇 ”(《答孟東野》);李賀更是 傾心于幽奇冷艷詩境的構(gòu)造,既 “筆補造化 ”又師心作怪。雖 然這些詩人因自身遭際所限, 視野不夠宏闊, 取材偏于狹窄, 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異有馀,詩境也多 流于幽僻蹇澀,但他們卻以自己的美學追求和創(chuàng)作實踐有力 地回應了韓愈的主張,強化了以怪奇為主的風格特點。 從“不平則鳴 ”到裁物象、覷天巧、補造化,到明確提出雄奇 怪異的審美理想,韓孟詩派形成了一套系統(tǒng)的詩歌創(chuàng)作理 論。它突破了過于重視人倫道德和溫柔敦厚的傳統(tǒng)詩教,由 重詩的社會功能轉(zhuǎn)向重詩的抒情特質(zhì),轉(zhuǎn)向重創(chuàng)作主體內(nèi)心 的展露和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揮,這在詩歌理論史上是一個值得 重視的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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