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和親”政策：從屈辱的外嫁到國家制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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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和親”政策：從屈辱的外嫁到國家制度 西漢“和親”政策自漢高祖劉邦起，延續(xù)整個西漢王朝，出嫁匈奴、西域的“公主”數(shù)十人，而史書記載最多、人們記憶最深的就是“昭君出塞”。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了蕭望之，他將西漢的“和親”政策納入了正常的軌道。 　　 　　一、西漢初期的“和親”有缺陷 　　 　　西漢政權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勢力十分強大。公元前201年，冒頓單于率騎兵進入山西中部，占據(jù)了晉陽(今太原)。次年，劉邦親自率領32萬步兵迎擊匈奴，結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南)陷入匈奴騎兵的重圍，受困七天，經(jīng)重賄匈奴閼氏才得突圍。劉邦感到自己實力虛弱，決定采納劉敬(本名婁敬)的“和親”之策。 　　《漢書婁敬傳》記載說，劉邦受挫于平城后，顧慮匈奴騎兵卷土重來，問于劉敬，劉敬獻策說：“天下初定，士卒罷(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邦D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抗)禮哉?可毋以以漸臣也?！眲畈杉{了這個建議，只是因為呂后反對嫁長公主于匈奴，于是“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 劉敬的“甥婿關系論”決定了西漢初期的“和親”政策即是漢廷把宗室女嫁給匈奴單于，與匈奴言和，維持友好關系，又送與大量繡、錦、絮、繒、酒等禮物，并與匈奴進行貿(mào)易。這只能說是一種妥協(xié)政策，使雙方矛盾在短時期獲得暫時的和緩。匈奴并未因西漢政府的妥協(xié)就收斂其進擾中原的氣焰。呂后執(zhí)政時，冒頓竟寫信與呂后，說：“孤僨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于平野牛馬之域，數(shù)至邊境，愿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無?！比绱宋耆?，呂后也只能忍之，答以“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發(fā)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漢武帝時，“聞見”高、呂、文、景“四世”與匈奴交往關系的董仲舒對“和親”政策有如下議論：“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zhì)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奔词钦f，漢初“四世”的“和親”之策，完全是以漢朝利益為前提的一時權宜之計，是變了花樣的籠絡和懷柔。以這種“和親觀”作為發(fā)展民族關系的主導思想，基礎當然是不牢固的。所以，翻開史書，“絕和親”、“擾中原”這樣的字眼在“和親”政策實行幾十年后仍不斷出現(xiàn)，漢匈邊境危機不斷。 漢武帝雖然依靠強力打敗了匈奴，但并不能徹底解決邊患問題，反而造成“國用不足”，于是“悔征戍”，提出“輪臺詔令”，務農(nóng)力耕，“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如何解決與匈奴的關系問題，重新提到了西漢朝廷的議事日程上。 　　 　　二、蕭望之其人 　　 　　據(jù)《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世代以田為業(yè)。蕭望之自小好學，受業(yè)于名儒學者，是京師有名的儒生。 漢昭帝年幼，霍光與桑弘羊等輔政?；艄鈱⒅饕杏诤彤惣簞萘ψ魇馑赖亩窢?，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防范，凡要見他者均須經(jīng)過搜身檢查。蕭望之是京中名儒，亦曾因推薦受到霍光召見，進門時，門衛(wèi)強制脫衣搜查。他認為這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對霍光說：“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愿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這種傲霜風骨，不為霍光所容。蕭望之報國無門，便心安理得地去看守城門以為生計。曾受霍光搜身之辱而得官的王仲翁來勸他屈從搜身之辱以求得官職，蕭望之明確表示拒絕，并說“各從其志”。后在民間多年的劉詢即位，是為宣帝。他在民間即聞蕭望之大名，蕭望之始得任用。 　　無論在不在官位上，蕭望之都以憂國憂民的熾熱感情，關注著西漢的政治經(jīng)濟形勢。他反復向當政者闡述“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的觀點，力諫朝廷應該動員賢者議政，以“立公道，塞奸邪”；主張廢除官吏與民爭利的弊端，因為“加海租，魚不出”，“官嘗自漁，海魚不出”。他力數(shù)宦官集團專權之弊，力諍朝廷不能讓宦官專權。而蕭望之最值得歷史記載的，便是他對處理民族關系的見解與行事。 三、蕭望之處理漢匈民族關系的策略 　　 　　自漢武帝打敗匈奴后，匈奴已不能再對漢朝構成威脅。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有詔書說：“往者匈奴數(shù)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并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shù)，畜產(chǎn)大耗十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此時，朝廷議者多認為“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而時任御史的蕭望之，在這個事關匈奴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卻力排眾議，宣稱：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指虛閭權渠)慕化鄉(xiāng)(向)善稱弟(悌)，遣使請求和親，海內(nèi)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漢朝)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漢宣帝對關于是乘匈奴“其壞亂舉兵滅之”還是“救其災患”的兩種對立觀點，反復權衡，采納了蕭望之建議，“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蕭望之不僅主張要對匈奴“救其災患”，助之“定其國”，還主張要以平等相待。呼韓邪單于復國后，到漢廷來感謝，眾公卿議其接待規(guī)格，認為“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又一次力排眾議，認為：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漢朝)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享之福也?！稌吩弧叭值一姆?，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蕭望之關于漢朝應對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觀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誠如他所說：各民族是漢朝之外的獨立體，漢朝法度難以約束單于，所以就不能視他們?yōu)闈h朝的臣屬，自然也就不能以漢臣相待，應尊單于地位在漢朝的諸侯及諸王之上，即匈奴單于和漢朝皇帝地位平等。就是“外夷稽首稱藩”、“稱臣”，漢朝也應謙讓而不應待之為漢臣。匈奴后嗣不來朝覲，也不能算叛臣。這樣相處下去，漢朝的德與信必然影響天下人，那將是造福無窮的“萬世之長策”。 　　漢宣帝又一次采納了蕭望之的建議，下詔說：“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為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親自入漢廷覲見漢宣帝。漢宣帝認為這是“自古未之有也”的舉國大事，在事前做了周密的接待準備?！稘h書》記載說：“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fā)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戾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fā)，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漢朝接待呼韓邪單于的禮儀超出了他的想像，尤其是承認他掌有印文為“匈奴單于璽”的黃金璽，“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漢朝的印璽制度，只有皇帝皇后諸王侯為金質(zhì)，由此表明漢宣帝的民族平等聯(lián)合的立足點是十分堅定和開明的。這是漢匈兩族關系的根本轉變，由敵對而變?yōu)楹推接押谩? 由于漢朝待呼韓邪單于以平等友好，所以在此之后仍在漠北的“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以示友好，“漢遇之甚厚”。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漢匈邊境實現(xiàn)了真正的和平。《漢書》記載說，漢宣帝去世后，漢元帝主政，漢匈關系又有了新的發(fā)展。漢朝邊將韓昌、張猛和呼韓邪甚至登諾水東山歃血結盟：“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fā)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 　　 　　四、蕭望之處理漢匈關系策略的影響 　　 　　正是在蕭望之關于漢匈關系處理策略的影響下，漢朝的邊患問題才真正獲得了解決。元帝時，郅支單于西入康居，被擊殺，匈奴全歸呼韓邪單于統(tǒng)治，漢族與匈奴族人民和睦相處，互相交換各種產(chǎn)品。漢文化和漢族人民的生產(chǎn)技術如計算方法、穿井、機械、修筑房舍等相繼傳入匈奴，促進了匈奴族生產(chǎn)和生活的進步。匈奴的良馬和養(yǎng)馬方法也傳給了漢族，密切了匈奴與漢的關系?！稘h書匈奴傳》盛贊當時是“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 正是在漢匈兩族已經(jīng)和平友好的情況下，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朝廷)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 由此可知，王昭君的“出塞”并非如某些書中所說其“政治使命是恢復中斷了一百多年的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系”。她是在和平局面已經(jīng)奠定近二十年的前提下成行的。她出塞的意義在于使?jié)h匈兩族之間已經(jīng)存在的和平友好局面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和平友好期間的“出塞”，不是賄賂，不是屈辱，而是加強友好，所以，王昭君就能發(fā)揮出比其他“和親”者更不一樣的效果。她在當?shù)亓粝铝嗽S多美好的傳說和記載。她確實為加強漢匈之間的和平友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漢代的“和親”女縱然有數(shù)十人，而人們最記得的還是王昭君。 　　蕭望之的平等交往的民族政策，被歷史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漢宣帝承認并親自授于匈奴單于掌“與天子同”的黃金璽，此后各帝，無不子承父業(yè)，繼承這個制度。而到了西漢末期，篡了權的王莽企圖改匈奴為“恭奴”，把璽改為“章”，匈奴子孫認為這“與臣下無別，愿得故印”。王莽對匈奴政治歧視顯而易見，于是漢匈邊塞又有“亂起”。幸得王昭君與呼韓邪的后代，奔走南北，進行了不懈的政治斡旋，才彌合了這一民族關系的裂痕。這亦證明，只有按蕭望之的設想，匈奴單于和漢朝皇帝以平等相待的友好關系，作為雙方恪守的政治制度并堅持下去，才是邊境和平、人民友好的萬世之策。